觉罗康林：天山春晓：从伊犁到喀什（长篇报告文学节选）

伊犁，因伊犁河而得名。伊犁河也是我国境内唯一一条流向西方的河流，从伊犁河谷一直流到遥远的巴尔喀什湖。

历史记载，伊犁河谷最早的居民是塞种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塞种人之后是乌孙人，接着是突厥，再后来应该就是今天的哈萨克族人了。自公元前60年，汉朝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乌孙等国，伊犁就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有人问我老家在哪里？我告诉他新疆伊犁，有些不太了解伊犁的人会追问：“是伊犁市吗？”

这种时候我会很认真地加以纠正：“不是伊犁市，是伊宁市。伊犁是一个州，全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而伊宁市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辖的一个市，也是州府所在地。”这样就解释清楚了。

伊犁地处西天山北部的伊犁河谷，直辖8县3市，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素有“西域湿岛”“塞外江南”的美誉。也因如此，当我告诉朋友我正在伊犁考察当地脱贫攻坚情况时，听到的反应却是：在伊犁考察贫困？没开玩笑吧？

我没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的确，一直以来，伊犁是一个天堂一般的存在，天马、薰衣草、空中草原……还有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如泣如诉、如诗如歌的传奇故事。

然而，现实是无情的，除了诗与远方，这里还有贫困，还有两个刚刚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尼勒克县。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我父亲的老家，尼勒克县是我母亲的出生地。伊犁仅有的两个国家级贫困县，跟我的关系都十分特殊。

山地的冬季总是来得早。

我到尼勒克那天，才下过一场雪，雪不大，地上斑斑驳驳；一些马和牛羊，零星散布在山坡草地上，在冬日温暖的阳光下采食。

近代以来，尼勒克县县名来来回回改过好几次。起初叫巩哈县，后来改称尼勒克县，新中国成立后又改叫巩哈县，到了1954年，巩哈县改名为倪俐克县，后经标准化正音为尼勒克县。尼勒克在蒙古语里是“婴儿”的意思。

伊犁有很多地名，都是蒙古语，这也许跟成吉思汗征服过这片土地有关吧。

尼勒克县西部有三个乡，人们习惯地称为“西三乡”，它们是加哈乌拉斯台、苏布台、喀拉苏。“西三乡”自然条件差，主要是干旱少雨。尼勒克县的贫困人口大部分集中在这一带。

我在加哈乌拉斯台乡套乌拉斯台村走进一户人家，主人正在把牛圈里的牛粪用小推车往外送。牛圈里有五头牛，一字排开拴在用松木椽子隔开的围栏里，长条状的料槽搁在围栏外边，一头牛从椽子下面伸出脑袋，用舌头舔舐着槽里的碎玉米。

主人停下手里的活儿，过来跟我握手寒暄。我一听就知道他是哈萨克族。我跟他讲哈萨克语，他看我愣了一下，笑笑，说：“您哈萨克语讲得很好。您是伊犁人吗？”

“对，我是伊犁人。”我说道。“您叫什么名字？”

“加哈勒拜·托列根。”他边说边拍打拍打衣服，“外边冷，进屋里坐吧。”说着他在前面引路。

加哈勒拜的房子是新盖的，一排好几间。

一进屋子他就开始忙着烧茶。他一边做着手里的活儿，一边跟我说：

“我老婆身体有病，天气一冷，只能在家里躺着。”

这个时候里屋的门开了，探出一个女人的头，跟我打招呼。她请我原谅，她腿脚不方便，不能出来招待我。

哈萨克族一向好客，不管客从何处来、相不相识，一律热情款待，家里有啥都拿出来招待客人，毫不吝惜。

加哈勒拜今年37岁，看起来像40开外的样子，显得有点儿苍老。他有两个孩子，大的上三年级，小的读二年级。他说自己现在既当爸爸又当妈妈，早晨起来先给孩子们烧茶，孩子们走了再照顾老婆喝茶，完了再去照看那些牛。他说这些的时候总是面带笑容，丝毫没有抱怨的意思。

“孩子上学花钱吗？”我问。

“学校不要钱。每天中午，孩子们在学校还能吃到一顿免费的营养餐。”加哈勒拜给我沏了一碗茶递过来，说：“现在国家对我们很好，真的，我很感激，这是我心里话。”

不论他跟我说的是真心话还是客套话，看得出来，他们家的日子过得还是蛮不错。屋子里干干净净，炕上的被褥都是半新的。一台挺大的电视机摆放在墙角一个小方桌上，家里还有网络，我看见窗台上有路由器。

这时加哈勒拜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听对方讲完，告诉对方下午过去，这会儿家里有客人，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怕耽误他的事，赶紧跟他讲，他要有事我改天再来。他朝我摆摆手，说不是什么急事。他帮人家安装的小锅炉有点儿小问题，下午去调一下就好。

“你还是个水暖工啊？专门学过吗？”我问他。

“我老婆生病以前，我在伊宁市跟着我师父干工程，干了好几年。我师父是个很厉害的技术员，水电暖啥都会。”加哈勒拜说到自己的师父一脸得意。

“村里这种活儿多吗？一年大概能挣多少钱？”我问。

“夏天活儿多一些。一年跟一年也不一样。去年挣得多一点儿，两万多；今年不太好，到现在也就一万多吧。”他说，“一些小活儿我都不收钱，乡里乡亲的，相互帮忙的事很多。我帮人家搞一下电，人家帮我拉一车草。村里人跟城里人不一样，钱的方面不太计较。”

“你老婆什么病，严重吗？”我关切地问。

加哈勒拜轻叹一口气，看我一眼，说：“以前很严重，现在好多了。”

原来，他老婆得的是视神经脊髓炎，这种病很厉害，不及时治疗，后果很严重。有一段时间，他老婆的病发展到半个身子都动不了了。刚得病的时候，他们也没太当回事，就在乡卫生院看，医生说是视神经炎，治了很长时间，也不见好；后来从乡卫生院到县医院看，再从县医院到市医院，一直都治不好。没办法，最后他带着老婆去了乌鲁木齐，找了新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看，诊断结果是视神经脊髓炎。那时候他老婆的病已经很重了，半边身体开始麻木，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已经不听使唤了。

就这样，几年下来，为了给老婆治病，他们家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一度，他非常绝望，不敢去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孩子怎么养。就在这个时候，政府派人到他家里来，询问他老婆生病住院的一些情况。开始他也没抱什么希望，自己得病自己花钱治病，他觉得天经地义，没啥抱怨的。过了几天，政府又派人上门，送来了一笔钱，说这是他老婆治病的钱，政府给报销了。他从政府人员手里接过钱的那一刻，眼泪就下来了，怎么也忍不住，噗噗往下流。

他活了37年，这也许是他最感动的一次，简直不能自已。

“我想跟政府派来送钱的人讲几句感激的话，可一句也说不出来，我就使劲握住他的手，握得太用力了，他说我差点儿把他的手握断掉。哈哈哈！”加哈勒拜说着大笑起来，笑得很开心。

加哈勒拜的老婆生病以前，他们家的生活还算不错，有一百多亩林地，每年可以享受国家退耕还林补贴，加上他外出打工的收入，一年下来有不少钱，不算富裕，但衣食住行都不愁。

从一个经济状况还算不错的家庭被识别为贫困户，又从贫困户变成摘帽户，加哈勒拜在几年时间里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2016年，政府给加哈勒拜分了一头扶贫牛。另外，他盖新房政府还给他补贴了3.8万元。

新房住上了，老婆的病也逐渐好转，加哈勒拜开始考虑怎样东山再起，尽快摘掉贫困户的帽子，过上好生活。

2017年春天，加哈勒拜向政府申请扶贫贴息贷款，顺利拿到了3万，他用这笔贷款买回来两头生产母牛，经过精心喂养，一年以后两头母牛各产下一头小牛，小牛养到第三个月，他就把两头母牛拿去市场卖掉了，用卖掉母牛的钱还清了贷款。2019年，他又拿到3万元贴息贷款，又去买了两头牛。家里现在大小一共七头牛了。

加哈勒拜想得很明白，他靠村里那点儿零星小活儿挣钱养家，实现脱贫致富，根本不可能。因为他要照顾老婆孩子，不能离家太远，外出打工的事儿他不会考虑。要想挣钱、挣多一点儿钱，只能是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发展养牛是最可行的一条致富路。如果再想远一点儿，将来孩子还要上大学、娶媳妇，这些都要用钱。他给我算了一笔账，这笔“账”其实是他的一个小算盘，如果顺利的话，不久的将来，他就会变成一个养牛大户。

几年来，他靠扶贫贴息贷款发展养牛，每次贷3万元，买两头生产母牛还有剩余，他用剩余的钱购买饲草料。等小牛断奶，他就把大牛卖掉，用卖大牛的钱还贷款。原则上，只有还了上期贷款才能再次申请贷款。如此这般，贷款买牛，卖牛还款，再贷再买再还。这就跟滚雪球一样，只要他好好干，他家的牛群数会越来越多，成为养牛大户也只是时间问题。

中午的时候，加哈勒拜把牛圈里的牛都赶到后院里去晒太阳。他家院子很大，前后院加一块儿应该有好几亩。

牛们在冬日的暖阳下，或卧或立，悠闲地咀嚼着嘴里的食物。

那天，我离开套乌拉斯台村加哈勒拜家时，他说我应该去加哈乌拉斯台村看看，那里有一个幸福小区，政府花钱为贫困农牧民盖的，非常漂亮。

他说的加哈乌拉斯台村的幸福小区，我早就有所耳闻。这个远近闻名的“幸福小区”，说它是加哈乌拉斯台村人因祸得的福，虽不十分恰当，但也不无关系，可以肯定地说，当年那场洪灾对幸福小区的建设是一个推进。

2012年6月4日，尼勒克县域突降暴雨，强降雨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引发山洪，造成加哈乌拉斯台乡在内的多个乡镇受灾。受灾最严重的是加哈乌拉斯台乡的加哈乌拉斯台村，近百户村民被困，部分房屋倒塌，大量牲畜和家禽被洪水冲走。

就在这一年，加哈乌拉斯台乡将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富民安居、定居兴牧和新农村建设四块儿资金捆绑使用，规划建设占地面积近150亩的集中安置小区。小区按照“九通九有”的目标，统一规划、配套建设水、电、路、渠、暖气、绿化、环卫厕所、卫生室、邮政所、便民超市、休闲广场等基础设施。同时，在全县范围内率先实施了集中供暖工程。

幸福小区建成之后仅过了一年，幸福小区所在地加哈乌拉斯台村就被中国农业部评为2014年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初冬的午后，气温下降很快，太阳挂在天空就像个摆设，感觉不到温暖。风打在脸上，冷飕飕的。

我去加哈乌拉斯台村幸福小区正好路过乡政府门口，本想进去打声招呼，转念一想，最好还是别惊动他们了。一怕打扰人家工作，另外我不喜欢被安排采访，跟摆拍似的，失去走访考察的真实性。

我让车子把我放到小区外边，想随便走走，遇到什么人就跟什么人聊一聊。

小区规划得颇有些讲究，房屋建筑看起来有点儿传统和复古的味道，屋角的檐部向上翘起，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叫它飞檐。院墙墙顶和门楼顶上都是灰色的瓦片，院墙外边画着各种宣传画。小区街道干干净净，道旁种的都是树，光秃秃的枝干在微风里轻轻摇曳。

我看见前面院子走出来两个男子。他们边走边说着什么，其中一个看起来年长一些，说话嗓门挺大，没听清楚他说什么，好像跟牛有关。他讲的是哈萨克语。

我紧走几步赶上他们。“你们好！”我用哈萨克语跟他们打招呼。

他们停住脚，那个说话嗓门大的先回应道：“您好！”

接着另一个男子也回应：“您好。”他说的是维吾尔语。看面相，他是维吾尔族。

大家礼节性地握手寒暄。

“你们都住这儿吗？”我问，并向他们做自我介绍，“我是个作家，过来看看这个幸福小区。”

他们两位都是小区住户。年长大嗓门那个叫欧拉尔巴艾库万尼西别克，哈萨克族。他知道自己的名字不好叫，所以特意给我解释，说驻村干部们都叫他老欧，我要是记不住，也可以叫他老欧。

他们刚走出来的是那个维吾尔族人的院子，他叫阿布杜克里木。他们正要去找兽医咨询一件事，听说伊犁地区有牛得口蹄疫，他们想知道这种病是怎么得的，有没有预防针啊药啊啥的。听说牛得了这种病治不好，必须焚烧深埋。

他们两家都养了牛，还不止一两头，所以有点儿担心。

“小区里还有兽医站吗？”我问。

“没有兽医站。有个兽医，他家就在后边。”老欧抬手指了下前方，说，“他现在退休了。”

“他不是干部，不是退休。他跟我们一样是低保户。”阿布杜克里木纠正说。

我们边走边聊。

“您有30岁吗？搬这儿以前住哪儿？”我问阿布杜克里木。

“呵呵。我看起来有那么年轻吗？我今年快40了！”阿布杜克里木笑呵呵地看着我，显得有些激动。“以前，朋友都说我看起来像个小老头。那时候发愁的事儿太多。现在好啦，越活越年轻！”

“当心，别让你老婆听到这话。”老欧警告阿布杜克里木说，“男人夸自己年轻，是嫌弃老婆老了。”

“我当她面也是这么说的。”阿布杜克里木说，“不过，她说她现在看起来像20多岁。”

听阿布杜克里木这样说，我和老欧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阿布杜克里木是加哈乌拉斯台村村民，他和老婆还有两个孩子，以前住在自己盖的几间土坯房子里，2012年发洪水，房子塌了，没地方住，还住过公家发放的帆布帐篷呢。

搬到这儿以后，他们一家四口过上了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家里水电暖一样都不缺。夏天的时候，他们家院子还种了很多菜。

阿布杜克里木家有几十亩口粮地，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玉米做饲料。现在养牛饲草饲料是个大问题，自家能种一点儿，养牛成本就会低一些。他说家里地不多，种地不挣钱，就解决个吃饭问题，想过好日子，必须多养牛。2016年政府分给他一头扶贫牛，现在家里已经六头牛了，一年光卖牛奶就有几千块钱收入。

老欧今年70岁，身体结实，走路风风火火，说话嗓门很大。他是乌拉斯台乡托格金村的村民。托格金村有一个牧业点在山里，那是一个大山沟。以前老欧家就住在那个山沟里，没有路，没有电，孩子上学非常不方便。一下大雨山沟里就会发洪水，那时候的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

2017年，政府帮助30多户牧民搬出了山沟，住进这个幸福小区，老欧家就是其中之一。

“不花一分钱就住进这么好的新房，这样的好事，做梦都不会梦到。”老欧笑呵呵说道。

夏天，老欧家院子啥菜都有，土豆、辣子、西红柿、皮牙子等等。他说他们家过去在山里住，从来没种过菜，搬到这里以后，驻村干部教他们种菜，现在他们啥菜都会种了。

2016年老欧家也分到了一头牛，还有五只羊。现在他家已经有十头牛三十多只羊。今年他还给儿子买了一辆摩托车。他说过去他们骑马放牧，现在的人不愿意骑马了，放羊都要骑摩托车。

据了解，2016年，为帮助农牧民发展脱贫致富产业，乌拉斯台乡给200多户贫困户发放了1000多只生产母羊和200多头扶贫牛。

现在看来，这种分配物资的做法，虽然简单，还是可行的。当然，也有个别贫困户由于经营不善或懒散等个人原因，不但没能发家致富，没过多久连发放的扶贫牛羊都不见了踪影。

不能借此就认为给贫困户提供物资援助的做法不可取。

不论发放牛羊还是提供贴息贷款，只有使这些援助在贫困户那儿产生造血效应，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才能实现他们脱贫致富的目标。这需要贫困户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来自外部的支持，这也正是驻村工作队一直在做的工作。

套苏布台名声在外，它是一个“穷”出名的地方。

在伊犁，最穷的县是尼勒克；在尼勒克，最穷的乡是苏布台；在苏布台，最穷的村是套苏布台。

“苏布台”这个名字来源于蒙古语。成吉思汗子孙众多，他第十三个孙子的名字就叫苏布台。苏布台生前一直在这里驻守，死后他的名字也就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套”在哈萨克语里是山、山区的意思，“套苏布台”可以理解为山区苏布台或苏布台山区。

“套苏布台”这名不虚，我走进那里的第一印象，夸张一点儿讲，真的是“七沟八梁一面坡”。我到村委会门口，刚下车，就听见头顶传来“隆隆”的声响。抬头一看，发现一列火车正从头顶驶过！

没错，火车就是从我头顶上面过去的，一条十分壮观的铁路高架桥横跨在村委会办公室上空。

套苏布台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欧修成跟我开玩笑说，现在每天夜里要是听不到“隆隆”声，还睡不踏实呢。想当初，他刚来套苏布台驻村，头天晚上睡到半夜，突然感觉床在摇地在动，以为发生地震了，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就要往外跑，这时“隆隆”声戛然而止，整个世界又恢复平静。他一下想起火车，想起横跨村委会上空的铁路高架桥，一个人坐在黑暗里自顾自地笑起来。

经过套苏布台村的是精伊霍铁路。这条铁路东起精河火车站，西至中哈边境口岸城市霍尔果斯市，全长286公里，于2004年11月22日动工修建。

说起来，这座铁路高架桥，还有整条铁路，对套苏布台村的影响，就跟欧修成初来乍到那天夜里的惊魂一刻一样，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别误会，跟交通啊、出行啊没有太大关系，因为附近没有车站，套苏布台人要坐火车的话，还是要翻山越岭走很远很远的路。

其实，对套苏布台人产生深刻影响的是修建铁路的过程，当铁路修到家门口，村里的闲散劳力得到打短工的机会，第一次尝到打工挣钱的甜头。对于这个封闭落后的哈萨克族牧业村来说，这是一次现代文明与传统生活方式的有力碰撞。

套苏布台村地处偏远山区，这里的牧民除了传统畜牧业，也就是牧业生产收入，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一句话，他们只会放牧，只懂马牛羊，从没干过别的。当铁路修到家门口，村里一些闲散劳力试着去铁路工地打短工，一天居然就能挣到60块钱工资！那是在2004年，一天挣60块钱，一个月收入就将近两千块钱！

那个年代，对生活在深山里的牧民来说，一个月有一千多将近两千块钱的收入，简直就跟做梦一样。

在套苏布台人的意识里，第一次有了打工挣钱的概念。

当时套苏布台村的人均收入只有1000多块钱。全村450多户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占了三分之一，贫困人口约700人。

套苏布台村地貌属于山地丘陵，平均海拔2640米，干旱少雨，土地贫瘠，草场植被差，另外畜牧业生产受市场波动影响很大。如果将畜牧业作为套苏布台村主导产业，靠它振兴和发展套苏布台经济，别说让村民致富奔小康，能不能实现脱贫摘帽目标都是问题。

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铁路修到套苏布台，村民有了打工的机会，尤其那些建档立卡贫困户，一家只要出一个人去铁路工地帮忙，得到的报酬足以改变整个家庭的生活面貌，而且立竿见影。这件事给县里和乡里一个很大的启示。也正是这件事情，催生了套苏布台村以劳务输出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思路。

关键一点，通过参与修建铁路，套苏布台村人认识到，除了他们祖祖辈辈坚守和赖以生存的传统牧业，原来还可以通过打工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在铁路工地打短工这件事情的意义，比他们挣到手里的那些钱更加重要。因为，生活状况的改变，跟思想意识的转变相比较，当然是后者意义深远。也可以说，“打工挣钱”这件事，也是对哈萨克族牧民传统观念的一次挑战。

如果没有修铁路的经历，让套苏布台人相信外面世界更精彩，外出务工能够挣到更多的钱，你就是说破嘴，他们也不一定相信，更别说能够触动他们的心，让他们迈出走向外面世界的脚步。

铁路修建完了，对一些套苏布台人，这成为他们新生活的一个开端，从此走上了一条改变家庭经济状况以及个人命运的道路。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翻过这一页，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状态。

套苏布台村发生根本性变化是从2012年开始的，这一年国家投入到这个偏僻小山村的整村推进扶贫开发资金就有约6000万元。

一直以来，套苏布台村牧民分散居住在山上，住的都是土坯房子，没水没电，很多地方连路都没有。现在的牧民集中安置点，也可以叫它套苏布台新村，基础建设十分完善，现代社会生活必需的，这里应有尽有。

以前有句口号叫“要想富，先修路”。同样道理，要脱贫也必须先修路。过去套苏布台村通往外界的路，我们暂且叫它“路”吧，就是土地上踩踏出来的一条痕迹，一年四季，差不多三个季节都走不成，一场雨过去，泥巴都能淹没到膝盖；冬天下雪，仅有的一条泥巴路也会被积雪掩埋，没法通行。这里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匹，进出只能骑马。

也是在2012年，一条柏油路从套苏布台村一直修到乡里，全长15公里。从此，套苏布台人外出再也不用骑马了。

脱贫攻坚这项工作，实际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自2012年苏布台乡将劳务输出作为套苏布台村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开始，全力推进落实，而且推进力度一年比一年大。同时，他们将劳务输出与发展畜牧业生产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以劳务输出为主，劳务输出和畜牧养殖配套发展的经济结构。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

这几年村里涌现出不少采用这种发展模式成功脱贫致富的家庭，巴哈托尔逊·哈斯里家就是其中一例。以前，巴哈吐尔逊·哈斯里家非常穷，穷到什么程度，用一个词来形容很形象——家徒四壁。这样说一点儿不过分，因为他们家除了三间破旧的土坯房子，啥也没有，炕上铺的是多年前用自家羊毛擀制的羊毛毡子，没有一床像样的被褥。

巴哈吐尔逊一家五口人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当年铁路修到套苏布台，巴哈吐尔逊也去铁路工地打过工，那是他生平第一次打工挣钱，也第一次靠体力劳动挣到那么多钱。这也正是他转变观念的一个契机，从小到大，他除了知道靠养牛养马养羊过活，不知道还能靠什么挣钱，从没想过，也不敢想。

有了铁路工地打工的经历，巴哈吐尔逊对外出打工这件事一点儿不排斥，当乡里村里动员村民报名外出务工时，他很踊跃，第一个报名参加，而且他还给老婆和儿子女儿报名，除了正在上学的小女儿，一家四口齐上阵。

短短几年，巴哈吐尔逊家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住进了政府建的牧民安置点的新房子，接着他家又陆续拿到政府发放的3头扶贫牛和10只扶贫羊。有了这个基础，在之后的几年里，巴哈吐尔逊就拿出打工挣来的钱购买牛羊，每年一两头牛三五只羊，几年过去家里就有了11头牛和40多只羊，可谓牛羊成群。

现在，巴哈吐尔逊的儿子一个人外出打工，在乌鲁木齐一家物流公司上班，每月工资3000多，一年也可以攒下一两万。巴哈吐尔逊和妻子两人留家里发展养殖业。从前年开始，他们养殖的牛羊就开始陆续出栏了，每年卖掉一部分再繁殖一部分，已经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去年牛羊价格好，卖牛卖羊收入比前年翻了一倍。

巴哈吐尔逊家的生活越来越好，而且没有任何负担。大女儿出嫁，小女儿在县里读高中，学费食宿费都由国家承担。他的目标是在不久的将来变成一个养殖大户，给儿子娶媳妇，如果儿子愿意，就给他在乌鲁木齐买一套房子。

套苏布台村“访惠聚”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欧修成第一次到套苏布台村是2001年的事。从乡里到套苏布台大概15公里，不算远也不算近，关键那时候车子进不来，一条土路，跟没路差不多。要到套苏布台村，只能骑马。

欧修成至今还记得那次骑马进来的情形。他们准备下村的头一天才下过一场雨，山地深秋的风冷飕飕的。马在泥泞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前行，屁股在马鞍上磨得生疼。他们早晨骑马从乡里出发，太阳到西天边的时候才走到村子里，走了差不多一整天时间。

那时候干部下村开展对口帮扶工作，提倡“三同”，就是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欧修成有一个笔记本，到现在他都保存着。本子里记录了从2001到2004年的三年里，他在套苏布台村走访调查的每一户村民的家庭状况，非常详细，事无巨细啥都记，比如哪家炕上铺的啥、炕上几床被褥、桌椅板凳有几个，等等。后来，2017年，他以“访惠聚”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身份来到套苏布台村，在他随身携带的行李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还有那个笔记本。就是现在，他偶尔也会把它拿出来翻一翻。在他眼里，本子里记录的那些文字、数据，就像一张张老照片，反映了十多年前套苏布台村村民生活状况真实的一面。

在他笔记本里有这么一页，有点儿特别，入户调查对象是村里一户极端贫困家庭，本子里除了家庭人口状况，啥也没记，只写了这样五个字：穷得裹毡子。

套苏布台是一个“穷”出名的地方，不过，有些人家的实际状况，已超出了欧修成所能想象的程度。

“穷得裹毡子”是伊犁草原牧区流行的一句话，用来形容家徒四壁。毡子每个哈萨克族牧民家里都有，几只羊身上的毛剪下来就能擀制一块毡子，擀法也很简单，很多哈萨克族男女都会。

羊毛毡子铺炕上隔潮御寒，非常实用，而且易得。家里穷得只能裹毡子，那情形一定令人震撼。

从那时起，欧修成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助这里的贫困人群改变生活面貌，过上好日子。

机会终于出现了。

2017年，欧修成被任命为伊犁州党委办公厅驻尼勒克苏布台乡套苏布台村“访惠聚”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进驻套苏布台村，从此他便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牧区生活。他把自己全部的时间、精力和热情，全都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实践自己为农牧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心愿。

几年前，他下村入户所做的调研摸底工作，好像是为几年后的驻村做铺垫；几年后，他下村入户要做的工作，变成了“真刀真枪”的实战，他要为全村450多户村民谋福利，他还要带领150多户贫困户脱贫摘帽。他感觉到了肩上担子的分量。

好在他对套苏布台村的情况了如指掌，无需做过多的准备，他很快便进入角色，撸起袖子，开始干起来。

他心里明白，凡事应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如果套苏布台村的扶贫工作是一盘棋，他要做的事应该是一个棋子一个棋子去移动。而且，他要首先移动那枚最难移动的棋子，只要把它盘活，其他棋子也就更容易移动了。

想好就去做。欧修成第一个找到村里那个叫哈里木拉提的小伙子，他是出了名的老大难，家里穷得当当响，照样天天睡懒觉，靠政府救济混日子。村里帮他找活儿，活儿没干就先问人家要钱，不给钱就撂挑子走人。几年了，一直这样，谁都拿他没办法。

欧修成跑哈里木拉提家找他。一进院子，他就发现这家的主人肯定是破罐子破摔的那种人，好好一套安居房，住成了牛棚，院子好像从没打扫过。哈里木拉提正好在家。两人见面，简单寒暄过后，欧修成就问他：“你今年几岁？”

“30岁。”哈里木拉提回答。他低下头不看欧修成。

“我比你大，我是你哥哥。”欧修成说。

哈里木拉提没有吭声。他不知道这个新来的书记找他有啥事。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一张死牛皮，要割要剐随便吧。

“听到吗，我是你哥哥！”欧修成提高声音说道。

“嗯。书记哥哥。”哈里木拉提支吾道。

“想学开车吗？大卡车。”

哈里木拉提抬眼看看欧修成，好像不相信自己刚才听到的话，问：“啥？开汽车？”

欧修成朝他点点头。

“学开汽车人家要钱，我没有钱。”哈里木拉提又低下头去。

“钱的事你不管。”欧修成说，“你想好，想好了来找我。不过先提醒你一下，学好了就去当司机，开车挣钱。如果半途而废，你知道啥叫半途而废吗？就是不好好干，那你必须把学开车的钱还给我。”

“好好好。”哈里木拉提一连说了几个“好”，显得很兴奋的样子。

之前欧修成从别人那儿了解过他，知道他有这个想法，因为没钱，一直没机会去参加驾训班。

欧修成这第一步棋走得很顺利。哈里木拉提去参加了驾训班，通过了考试，拿到了驾驶证，而且是B本。

欧修成把他介绍去了一家运输公司当司机，一个月工资5000多块钱。这个工作哈里木拉提干得很用心，再也没掉过链子。

开始的时候，欧修成主动要给哈里木拉提当哥哥，为了让他听自己的话；到了后来，哈里木拉提逢人就说欧书记是他亲哥哥，没有欧书记就没有他今天的工作、生活，还有一切的一切。

这件事让村里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一张牛皮，无论它看起来有多糟糕，只要用心打理，都能做出一副上好的马鞍子。糟牛皮也能做马鞍子是草原牧区流行的一句话。

套苏布台村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结亲戚活动。刚开始，欧修成心里还有顾虑，到时候对口支援单位的人到村民家里去住，不知道人家高不高兴、欢不欢迎，毕竟汉族跟哈萨克族之间，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不一样，肯定不容易相处。结果发现，他完全多虑了，村民不但不排斥，还要抢着认亲。全村450多个家庭，每个家庭都分配一个亲戚，对口支援单位没那么多人，村里还剩下十来个家庭没分配到。这下人家不愿意了，跑村委会来找欧修成，质问他为什么厚此薄彼，不给他们家分一个亲戚。

来找他的村民中就有巴哈吐尔逊，前面讲过他的故事，他和他老婆还有儿子女儿一家四口外出务工，没几年就摘掉贫困户的帽子，走上了致富之路。巴哈吐尔逊问欧修成：

“欧书记，我们邻居家有亲戚，我们家为啥没有？”

欧修成一下被问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支吾半天，干脆说：“我就是你们家亲戚呀。改天我就去你们家住。”

巴哈吐尔逊一听，书记做他们家亲戚，自然很满意了，乐呵呵回家去了。

后面接连又来了八九个家庭，都是来找欧修成要亲戚的，他都一一答复人家，他就是他们的亲戚。就这样，他一人就在村子里认了十家亲戚。他这可不是一时兴起随便答应人家的，只要有空，他都会到这些亲戚家坐一坐，说说话，喝碗茶出来。

亲戚多了也有好处，有什么事，一吆喝，他这些亲戚争先恐后地响应，生怕拖了书记亲戚的后腿。

2020年3月初的一天，我打电话给欧修成，问他今年外出务工的事儿怎么样，会不会受疫情影响。

“昨天我们送走了100多个人，去奎屯了。接下来还有14个人去江苏打工，是县上组织的。另外还有70个人到铁路沿线干活，吉林台水电站也要去10个人，乌鲁木齐物流公司已经去了7个。就这样，这儿一批那儿几个，差不多200人有了。全村158户贫困户，只要保证户均有一个人出去务工，我们村的脱贫攻坚、巩固提升，甚至奔小康都有保障。”

欧修成在电话里给我讲了一大堆。听得出来他对今年的工作十分满意。尽管有疫情影响，套苏布台村外出务工的人数并没减少，这也就保证了每个家庭今年的收入不会减少。

去年我去套苏布台村的时候，正值冬宰节期间，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冬宰的牲畜。我问欧修成，去年冬宰季村里有多少家庭宰马，他说具体数字不太清楚，几十户是有了，今年情况比去年好，有条件宰马的家庭可能会更多。

冬宰是衡量牧区经济状况的一把尺度，牧民的日子过得怎样，看他们在冬宰季宰啥就知道了。我为啥要问套苏布台村去年有多少家庭宰马，因为据我了解，就在几年以前，冬宰季宰马对套苏布台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奢望。现在，这个奢望已经变成了现实。

欧修成跟我说，他不仅要让套苏布台人现在有能力宰得起马，更要为他们在未来的每一个冬宰季宰得起马创造条件。这正是他带领套苏布台人努力实现的目标。

……

节选自《民族文学》汉文版2020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