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林：双重视角看乡村——评黄佩华小说《乡村大厨》

近十多年来，壮族作家发起了一场“重返故乡”的行动。所谓“重返故乡”，大概是这些已经离开了故乡的壮族作家，重新回到故乡，或体验生活，或重温乡情。我也有幸参加了几场“重返故乡”的活动，阅读了多篇“重返故乡”的主题散文，这些主题散文大多叙述作者与故乡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壮族作家与他们生活的乡土之间的那种血脉相连。

有意思的是，这种“重返故乡”的活动对壮族作家的创作确实产生了影响。最典型者莫过于凡一平，凡一平虽然出生成长于壮族山村，但很长时间，甚至他的成名作、代表作，基本都是书写城市题材的，有一段时间甚至被纳入城市书写的“新市民写作”，然而，自从有了“重返故乡”活动后，乡村书写在凡一平的创作中实现了“逆袭”，“上岭村”系列小说的影响，大有超越《寻枪记》《理发师》《女人漂亮男人聪明》等作品的势头。

黄佩华与凡一平情况并不相同，他是一个执著于书写壮族乡土的作家，长期在壮族历史与现实之间徘徊。不过，他最新的短篇小说《乡村大厨》，仍然给人某种“重返故乡”的意味。因为，这个小说书写的平用寨，正如凡一平书写的上岭村，都是他们真真切切、土生土长的家乡。不过，黄佩华这次写平用寨，似乎与他过去写家乡不太相同。过去，黄佩华大都写的是老年人、中年人，这回，他写的却是年轻人。

说年轻，其实已经不年轻了。小说的主人公李元生已经三十五岁。这个年龄的人，在过去的小说里，应该已经是有担当的中年人了，但在《乡村大厨》这个小说里，李元生给人的感觉却是一个年轻人。

为什么会给人这样的感觉呢？

是不是因为李元生尚未结婚？是不是因为李元生尚未有自己的事业？应该有这样的因素。孔子曰：三十而立。既未成家，又未立业，如何能够算是有担当的中年人呢？

还是让我们看看小说中的李元生吧。

说起来，黄佩华已经是一个技法娴熟的小说家了。他的小说叙事已经有点举重若轻的感觉。整个小说采用的是李元生父母李金光夫妇看李元生的视角，而且有欲扬先抑的意思。

从李金光夫妇的视角，我们看到，李元生卖掉家里两头大肥猪之后曾经失联一个半月，回家后的李元生穿的是一套白制服，原来的染黄长发也变成了板寸头，而且一回家就睡了两天。两天后李元生开始给他的狐朋狗友阿牛阿昆阿毛打电话，聚到一起后对李金光提出的要求竟然是又要宰杀家里最后那头大肥猪。随着叙事的进展，我们得知李元生杀猪为的是参加即将来临的八达镇美食节。美食节上，李元生订了一个铺位，名字叫平用土猪香锅。

在八达镇美食节上，李元生的平用土猪香锅拿了美食节亚军，并入选八达镇十大传统名佳肴。

接下来，村委会主任来找李元生为那桐寨掌勺长桌宴，李元生与他的那群狐朋狗友接了这个活儿。然后，李元生又连续为周边村寨做了十多次大厨，他创新制作的全羊宴和土酒火焰鹅新吃法令人惊叹不已。

由是李元生乡村大厨的声名远播，引来了省城搞农业开发投资的张董事长，陪同者恰是李元生的童亲黄家阿花，阿花考上大学后离开乡村自然解除了她与李元生的婚约。张董事长先是想请李元生做她的私厨，听说李元生想开一家厨艺公司后，又欣然表示入股投资。小说的结尾是李元生并未立刻答应张董事长的要求，他还要想想。

整个小说读起来轻松愉快，是个喜剧。这个喜剧与我们今天的主流导向很合拍。作为父亲的李金光有一手竹编手艺的绝活，是竹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作为儿子的李元生从城里学来了一手好厨艺，有了市场开拓的可能性。乡村的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都得到城市的“青睐”。如此看来，黄佩华的“重返故乡”就有了“乡村振兴”的意味。李元生这个乡村大厨的故事，也就汇入了当今新时代的宏大叙事。

然而，这只是作品主体叙事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作品还有非主体叙事的一面。

李金光夫妇共两儿一女，大儿子早年到南宁打工，和当地的一个卖菜女子结了婚，整天忙于打理小生意，两三年不轻易回来一次。小女儿人长得好，八年前没读完高中就跟一个浙江老板走了，逢年过节能收到她寄回来的一些钱物，人却未曾回来过一次。李元生本来也是去打了几年工的，可是换了不少地方，都因为脾气差，动不动就跟老板顶杠，和工友也合不来，干不了多久就走人。最终还是回到了老家，整天不是蒙头大睡就是和两个老人大眼瞪小眼。

李元生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爬树摔坏了腿，成了残疾人，李家也因此家道中落。李元生与本来有腿疾的黄家阿花订的亲，也因为黄家阿花进城而终结。李元生因此成了娶不到老婆的光棍汉。关键在于，平用寨像李元生这样的光棍汉还有不少，他的狐朋狗友阿牛阿昆阿毛没一个娶到老婆。小说有一段陈述：

平用是个不大不小的寨子，祭山神的时候名头就有一百五十余户，逾六百人口。除去外出务工的人员，经常住家的也还有近四百人。然而在这样一个寨子里，像元生这样尚未婚配的男子竟有不下五十人。男人们打光棍的原因多种多样，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无人可娶。平用这个地方有点怪，女孩子都特别爱读书，而且成绩一般都比男孩子好。她们一旦上了高中，几乎都能上个高职高专以上的学校，进了高校就几乎留在了外面，不再回村里了。而进不了高校的男孩们一部分选择了去打工，一部分则去读中职，毕业后进了企业公司，另一部分则留在村里，或照顾老人，或耕田种果。天长日久，男孩们渐渐都长成了男人，娶不上女人的就成了光棍汉。

六百人的寨子，竟然有五十多个中青年光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虽然小说在主体叙事给人轻松喜剧的感觉，但其非主体叙事以及没有感情色彩的数字，却透露了乡村衰败的现实。

一方面是乡村的“逆袭”，主体叙事前景光明，小说感性内容逸兴飞扬：李金光的竹编手艺得到政府的奖励，李元生的大厨技艺得到市场的看好；另一方面是乡村的衰败，非主体叙事现实堪忧，小说理性内容沉郁顿挫，稍有能力的人纷纷逃离，留守乡村的多为劣汰男性。这是否是作者内心的分裂：他看清了乡村的现状，却试图遮蔽和粉饰？然而，这种看似矛盾分裂的景象，却造成了小说叙事特有的张力。两极化的呈现，使我们意识到今天的乡村既有忍辱负重的现实，也有千载难逢的机遇。

我们读过多少当代乡村题材的小说，《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我们得到过多少承诺，我们寄托过多少希望，然而，那些金光灿烂的小说叙事，并没有带给我们金光灿烂的乡村现实。

今天的中国乡村确实面临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40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使中国的城市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另一方面，在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同时，也使土地受到了极大的漠视和歧视。与其说李元生是一个乡村大厨，不如说李元生就是中国乡村本身。正如前文所说的，这个35岁了还给人年轻感觉的农民，这个年轻包含的是尚未成家立业的意思，而不是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样的朝气蓬勃。事实上，对于尚未娶妻生子的男性而言，35岁的年龄多少带有某种迟暮之感。35岁尚未成家立业，而且曾经挫折行走不便，但突发感悟掌握了大厨手艺，事业有了发达的可能。这是否正是中国乡村现实的象征，在历尽沧桑之后，他负重前行，虽然有政府和市场的助力，但是否能够真正实现乡村的逆袭？

小说结束在李元生面对城市入股投资诱惑的时候，表示还要想一想。是的，这个已经不年轻了的年轻人，应该不会再像昔日乡村文学经典里的那些主人公那样天真，他是需要好好想一想。而中国那广袤而又千疮百孔的乡村，同样需要一个冷静、审慎、深谋远虑的重新出发。

刊于《民族文学》2018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