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满

小满（节选）

◎ 潘小楼 （壮族）

一

一只蝴蝶扇动翅膀，泛起的涟漪会在二十年之后引发一场海啸。如果能预见未来，你会捏死这只蝴蝶吗？我曾无数次有过这样的念头。但问题是，你怎么就敢肯定，你给自己编排的，要比它的翅膀一扑扇给你带来的未知更好？

母亲牵着八岁的我，走过纸厂办公区五瓦的路灯，我们的身影从身后悄然移到了跟前，越拉越长，越拉越淡，终于，融到了全黑里。

南风天的暧昧湿气已经褪尽，空气中掩饰不住一股子小满的气息，在微风中一晕一晕地似有若无，那是野蔷薇特有的清气。这个工厂里到处都是滥生的野蔷薇。不过，这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再过一两个月，厂里夹道的扁桃就都熟了，风一吹，土鸡蛋大小的果子噼里啪啦到处都是，那才叫一个美。但即便是这样，我也不能随意捡拾。我捡果子的时间一般是清晨、中午午睡时间，以及深夜无人的时候；否则，厂里任何一个小孩都可以堂而皇之地逼我把果子让出来，因为我们尴尬的身份。

母亲不是厂里的职工，我们也并非职工家属。我的老家，原本是广西玉林的一个县份，那里以客家人居多。多年后我到南宁念大学，有个教现代汉语的姓卞的教授就说，客家话里保留了很多古音，“这要归结于他们不间断的迁徙”。和他们当中的千千万万人一样，我们家凭借着祖传的烧卤手艺游走四方，随遇而安。

黑暗中母亲紧拽着我的手，但拽得越紧，她的手反而就越冰凉。最后，我们在厂办大楼前停了下来。四下里一个人也没有，二楼左起第三间正亮着灯。母亲蹲下身子，对我说：“我就进去一下，你在这里等着我，你要看紧了，里面的灯一灭，就要喊我，大声地喊，能喊多大声就多大声，记住了吗？”我点点头：“记住了。”母亲摸索着整了整我的衣领，我在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表情，只感觉到她微微颤抖的指尖冰凉地划过了我的脸颊。她只身上了楼。

这个工厂地处西南，毗邻右江，当时我们栖身的三间小平房，就是厂郊一个废弃的水站。我们刚搬来这里的时候，黄日华、翁美玲版的《射雕英雄传》正在热播，我开始进入记事的年纪，父亲的身体还很好，母亲也还只是一个打下手的家庭主妇。父亲把破损的门窗修好、上锁，将别人涂过鸦的墙壁粉刷干净；母亲隆重地把黑陶罐搁到了桌上，一收拾开，我们就在这里安了家。那个陶罐里装的，是我们家传的老卤水。每户靠卤物吃饭的人家都会有自己的老卤水。据说，那罐老卤已经传了有五十年，或许还要更久，是我们家吃饭的命根。因为每天都要烧开，所以可以久放不坏。几十年下来的老卤水是一种奇特的活物，即便用它来卤莲藕、花生、萝卜、豆腐之类的素菜，也还是能吃出一股醇厚的肉香。有了它，烧卤才可以更惹味。父亲还在的时候，每天早上都会骑一辆28寸的老式自行车到附近的那坡镇去买回鸭子和猪脚，加工成烧鸭和卤猪脚，傍晚再拿到厂里的小菜市去卖。那时候一个工厂就相当于一个小城镇，这个厂连带家属在内有上千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厂里的小菜市早上十一点就散了，我们是这里唯一卖熟食的，因此，还能糊口。

我紧盯着二楼左起第三间的窗户，里面的灯迟迟不灭。一开始我就对这次的任务有意见。因为具体因由母亲没有明说，按一个八岁孩子的理解，这就是一场游戏，而且还是一场没有任何奖励的游戏。那天恰好是纸厂建厂十周年纪念日，厂办大楼往右八百米就是职工生活区，周年游园就在那里的足球场举行，灯光把那个方位顶上的云层都映亮了。我咂巴着想象中的糖果和饼干，又看了看二楼固执的灯光，一阵犹豫之后，终于，向着天空中被映亮的云朵，摸索着走向盛大的游园晚会，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的灯，就在这时候倏地灭掉了。

二

我在床上趴着，哧溜哧溜地倒吸着冷气，刚才母亲抄起木衣架对我一顿穷追猛打，让我的屁股像火钳烫燎一样疼，鼻涕眼泪流得我满脸都是。

就在这时候，冲凉棚内的泼水声停了。母亲收拾我之后，就开始躲进冲凉棚淅淅沥沥地冲水，直到很久才停下来。我收了声，抹了把脸，竖起耳朵仔细听，她似乎是在啜泣，那声音像游丝般，在黑夜里窸窸窣窣地穿行，时断时续。没多久，那声音又被更发狠的泼水声盖过了。在这反反复复中，我迷迷糊糊来到了一片无边际的绿地上，阳光把一切都照得蓬松开了，触手仿佛都是柔软飘忽的。在这绿地上，起了团团的粉，那是一道野蔷薇藩篱，母亲就站在那后面。藩篱上的花簇愈见清晰，阳光下，它们娇艳而又热闹。暖风软软的，荆丛上的花叶微微颤动。在风一遍又一遍带有节奏感的轻抚下，粉瓣里的蕊芯若隐若现，发出细密而又轻灵的回响……

后来的晚上母亲还出去过几次，不过她已经不再需要我随从，而是把我反锁在了屋子里。

就这样平静过了一个月——太过于平静。此前厂办几个后勤处的办事人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频繁，也更为负责任地出现在我家附近。纠结他们的是我们那三间平房的归属问题。这三间平房原本是一个在建厂之前就已经有了的水站，废弃之后归属不详，建厂后才把这里圈到厂区范围内的。这是个可大可小的问题：大，我们可能会无处安身；小，我们可以和他们相安无事。父亲当初把家安在这里之前，曾经问过厂里，他们不置可否；倒是在他走后，他们开始较起真来了。

一天放学回家，我跑到饭桌前，发现满满一桌竟然全都是肉。对我们这种小本经营的生意人家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平日我们吃的，都是卖后剩下的零星杂碎；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饭桌上越丰盛，就只能证明生意越寡淡。之后一连一个星期，尽管母亲已经逐步递减了制作数量，但烧卤还是剩了下来。

晚上，我们对着满满一桌肉菜，谁也没有动筷。这时候，响起了一阵轻柔而有节制的敲门声，母亲还没来得及应门，一个慈眉善目的中年女人就推门而入：“你们现在才吃饭啊，呀，这么丰盛啊。”从母亲的招呼中得知，这个女人是厂里的工会主席。

我被母亲关到了隔间。屋子的门窗本来就是父亲搬来时才加上去的，隔音效果并不好，我断断续续听到了她们的谈话。前半部分她们明显压低了声音：“……这种事情说到底，还是在于女人……”说是谈话，但基本上都是工会主席在说，和风细雨，润物无声；母亲只有啪嗒啪嗒掉眼泪的份。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工会主席起了身，但并没有马上要走的意思，她环顾了四下，放开了音量说：“这房子，你们收拾得还真是不错，我知道你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特别不容易，可现在厂里也有厂里的难处，新的职工宿舍楼还没建起来，有的模范青年职工，结婚了还得分开住集体宿舍，想想都让人心疼。”母亲说：“主席，什么都不用说了，我知道，我们这两天就让出来。”工会主席紧紧握住了母亲的手：“理解就好，理解万岁。”

母亲雇来一辆拖拉机，收拾停当，把我抱上了车尾，她自己则抱着那个陶罐，这个到处都长着野蔷薇和扁桃树的工厂在我们的视野中越拉越远。

三

我们搬到了一个水泥厂的旧地磅办公室。厂里还没有修新路的时候，制作水泥的原材料和水泥成品就从这里进出；新路修好之后，新开了个大门，旧门被封了起来，地磅也迁出了，加上这里离生产区和生活区又远，三间平房就这么空出来了。

之所以能搬到这里来，有个叫老黄的人起了关键作用。老黄是父亲的老乡，也是厂里的正式工，以前父亲在的时候，还曾到过我们家。他年纪和父亲一般大，身形样貌也有几分相似，受过工伤，有过老婆，但没有孩子。此外，他还具备了那个年代模范父亲的特质：精通一切家电维修和木工活。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第一次看到“书房”一词，是在一本撕破了封皮的杂志里，我这才知道房子除了吃饭和睡觉外，还可以开辟出这样奢侈的功用，更没有想到，这个词竟然还能跟自己联系到一起。我的书房其实就是旧门门卫室，离旧地磅办公室大概二十米远，独立户型，三面都是那个年代奢侈的铝合金镶玻璃，光照充足。母亲打扫干净，搬来一张旧四方饭桌，铺上报纸，这就成了我的书桌。老黄不知道从哪里捡来了些废木料，砍砍刨刨，敲敲钉钉，给我立起了一个小书架，最后，他还给门卫室上了个锁，郑重其事地把钥匙挂到了我脖子上。

离地磅不远是一块荒地，长着大片大片的蒿草。一切安顿停当后，老黄领着我拨开蒿草往深里走。在荒地的腹心，我呆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这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一个废弃的乒乓球台！台面缺了个角，但大体还是完好的。没有网，可老黄事先已经用火砖砌好了中线。“礼拜天可以叫同学过来玩的。”他说。要知道，我就读的那坡镇小学，全校两百多个学生，就只有两个乒乓球台，大家为了抢台，打架是常有的事。而现在，我竟然有了私人的乒乓球台！顷刻间，我有种暴富的感觉。

在这个被人遗忘的地方，老黄总能有办法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生机。只要他在场，母亲总要找点零碎的活干，否则就会坐立不安；而他在，也会在一旁给她打打下手，用竹管将剥洗好的鸭子冲气，绑好，晾干，刷上蜂蜜，再放到油锅里翻炸。

终于有一天，母亲发起了一次长谈。她那天没有开工，要求我呆在书房，简化了谈话的背景，以显郑重。我等他们一关上门，就蹑手蹑脚地溜了过去。旧地磅的隔音效果要比旧水站好，我在门上贴了老半天，也就只能听到点零碎。

老黄的声音：“……我不会有孩子了，我会好好疼他。”

母亲嘤嘤的，也不知道说了句什么。

老黄老半天才接话：“这么说，传闻是真的了？”

沉默，也许母亲用的是肢体语言。

老黄叹了口气：“这的确是个问题，以前什么样的我不管，但这个事情……这样吧，我认识个人，抽个时间，我们一起去把问题解决了；行，你就点个头。”

我趴在门上找缝缝，可老黄早就帮我们补严实了。

比刚才更长久的沉默。

终于，老黄说：“好，我明白了。”接下来就是拉动椅子起身的声音。

我一惊，跑回门卫室已经来不及了，赶紧飞到蒿草丛里。等我探出头来的时候，远远看到门卫室前多了副崭新的乒乓球拍。我飞过去，一把捧起，兴冲冲跑回来撞开门要给母亲看。谁知，母亲还定定地坐在椅子上，半步都没有挪动。她对面，是刚才老黄坐过的椅子，空了。

四

母亲和附近一个养殖场联系好，让他们定时定量把鸭子送上门；地方偏，家里又没有成年的男人，她还买了只小土狗壮胆……种种的准备，让我联想起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抢收。

那只小土狗我倒挺喜欢，我叫它阿黄。一天放学回来，和往常一样，我第一件事就是四下里找它，屋前没有，细一听，蒿草丛里传来了它的声音。我循声望去，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和它玩得正起劲。我跑过去，一把扯过阿黄的麻绳，厉声说：“这是我的狗。”小男孩吃了一吓，白净的脸涨得通红，他抿了抿嘴唇，低头看自己的脚尖，没说话。

“不许欺负弟弟，”微微发福的母亲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以后你们就在一起玩了。”在她身后闪出了个女人，看起来比母亲年轻，面庞圆润，身形柔和，肤色是这一带人中少有的白净。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母亲从附近的朴村找来帮忙的林姨。那小男孩叫岳岳，是她的儿子，两岁的时候因为一次医疗事故，聋哑了。林姨白天带着岳岳来帮忙，晚上回去。她的话很少，只会里里外外忙，手里没有活的时候，就一个人坐着发呆，双眼像蒙上了一层雾。

有了她的帮工，母亲气色越来越好，身体也像充了气一样胖起来。等她胖到不行的时候，小满出生了。

我被许可进入母亲的房间时，林姨已经把她收拾包裹好了，递给母亲：“是个女孩。”

“女儿好啊。”母亲嘴角扬了扬，“壮实圆满，叫小满好了。”就这样，小满有了一个与初夏节气相同的名字，很特别，听上去似乎经过了深思熟虑，其实，只不过是母亲朴素的初衷罢了。

我凑过去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她活脱脱一个小怪物，浑身皱巴巴的，四肢瘦瘦小小，脑袋倒是奇大，左脸颊上，还有块斑痣。

“她怎么长这个样子？”我脱口而出。

母亲没说话。

林姨边往灶里添柴边说：“女孩嘛，会越长越好的。”

因为家里有了女孩，又是三月，万物初生的季节，母亲托林姨从江边找来了好些野蔷薇枝，插在了屋子周围，过了不久，便有了一圈扶疏的野蔷薇藩篱，多少让这片荒地有了些生趣。

小满让林姨的话多了起来。她和母亲的聊天一般是在下午的三四点。那个钟点，白天的活差不多已经忙完，厂里的工人还没下班，没到出摊时间，她们就搬了凳子在太阳地里、灶火旁、屋檐下、野蔷薇花阴里……以小满作为话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其实还是林姨的话比较多：

“她还挺能睡，开始长肉了，小孩子三四个月大才开始有模有样；岳岳那时候比她还胖，你不知道当时他爸爸有多疼他。”

“一眨眼小满都会走路了，过来，叫林姨，哎，叫得真好听；岳岳这么大的时候我带他出门，人见人夸，怎么都料不到会有今天啊，我们跑了很多地方，也喂他吃了不少药，还是没用。”

“有时候没感觉时间过得有多快，可你看看，小满都三岁了，我们都老了；趁这几年岳岳年纪还小，我得多筹点钱找人给他治，拖得越久，就没得救了。”林姨说这话的时候，小满已经能蹦蹦跳跳跟着母亲去出摊，而我也上了初中，只有八岁的岳岳，还是只会一个人跑到蒿草丛里和阿黄玩。

我就读的那坡镇初中离家远，平日都住校，周末才回来。这天傍晚我放学回家，大老远就看到小满孤零零地坐在门槛上，旁边，是那个黑陶罐。她看见我，朝我奔过来，扯着我往回拉：“哥哥，林姨说家里有事，以后就不来了……”到了门口，她轻轻松松就把黑陶罐抱了起来。我凑过去一看，罐子已经空了。晚上母亲收摊回家，在我们的七嘴八舌中沉吟了良久，说：“先停一段时间的工吧。”

第二天傍晚，说是去那坡镇赶集的母亲还没有回来，我刚要生火做饭，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在解阿黄的绳索，我跑出去一看，是岳岳。

我比划着问他：“你怎么在这里？”

他笑着指了指阿黄。

我继续比划：“你一个人来的吗？你妈妈知道你一个人来这里吗？”

他指了指厂里小菜市的方向。

我顺着那个方向跑过去。小菜市并没有因为我们家的停工而冷清下来，我远远就看到那里已经围了有一小圈人。被围在中间的是一辆改装过了的推车。推车后面，麻利地给人切装烧卤、找钱的，正是林姨。

五

初中第二个学期，我们迎来了传说中的生物课。那个时候，生物还划归“副科”，属于可有可无的旁枝。最特别的那两节，老师照例是不上的，安排自习，自己则借故离开，大家也装出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真正的自学，其实是在晚上熄灯过后的卧谈会。年长的几个会用过来人的语气，逐节私化解读。随后，其他人便附和上自己似是而非的亲历。

在他们略带自豪感的夸大其词中，我恍恍惚惚又来到了那个纸厂水站的家。家里着了大火——虽然看不到火焰，但我确信起火了，因为到处都是呛鼻的浓烟。地上起了一大片浅红，我仔细一看，是厚厚一层野蔷薇花瓣，已经被揉碎了，落脚下去绵绵软软的，像踩在云雾里。这时候，我听到了父亲的声音，但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又似乎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病逝。他叫我赶紧逃出去。我叫喊着母亲。她的声音就近在咫尺，但怎么都找不到她。母亲说她要找她的小木盒子，也就是她的那个首饰盒，找不到她就不会出去。烟越来越浓，我不停地埋怨着她，哭醒了。

周末回到家，我一把拉过在屋外玩耍的小满。她并没有像林姨所说的“越长越好”， 只见她稀稀拉拉的头发焦黄而卷曲，宽而扁平的脸上看不出父亲，抑或是母亲的半点影子，倒是原先左脸颊的那块胎记，愈发明显了。

“莘，”母亲从屋子里探出头来，“进来帮我写点东西。”

卤水得重新调配，母亲要我写的，是所需的香料单子。在母亲的口述中，我边翻字典边抄录：肉桂、丁香、花椒、丁椒、山奈、肉蔻、草蔻、白蔻、甘草、香叶……其中小部分母亲已经在那坡镇上找到，但大部分还要前往诸如古美、泗水、靖圩之类的深山小镇搜寻。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拿好了单子收拾动身：“快的话我晚上就可以回来，迟的话说不定明天上午才能回，你要照看好妹妹，不要让她饿着，天开始凉了，早晚不要让她着凉。”

母亲前脚出门，我后脚就骑上了父亲那辆28寸的老式自行车。

纸厂厂办大楼没有门卫，我放好自行车，轻手轻脚地上了二楼，在左起第三间门口停了下来。里面那人的办公桌正对着门口，他埋头在写着什么，一头黄而卷曲的头发直扎入我的眼睛。他似乎觉察到了什么，抬起了头。那张脸对我来说再也熟悉不过了，宽而扁平，左脸颊上，分明印着一个和小满脸上一模一样的胎记。他张了张口，没有说话。我拔腿就跑，下意识回头时，瞥见了那几间办公室的标示牌：后勤处。

南国十月的天空纯粹得遥不可及，我风一般地穿过空旷的原野，驶向右江。及了江边，我扔开车子，跃到了江里。正午的日头依旧很毒，但江水已经带上了一丝凉意。在微凉的轻度失重中，我才开始明白，四年前的小满之夜，对母亲来说意味着什么——就让一切都恢复原样吧，我愿意用任何东西交换，任何东西。我祷念着，跃出了水面。

然而，一回到家，睡在母亲床上的小满就用她顽固的存在告诉我，这并不仅仅是我的一场噩梦。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个惩罚更令人抓狂的了：你所犯的过错是活的，并且会在你面前一天天地长大，这更像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诅咒。

我过去推了推她，她没反应。我没好气地说：“几点了，还睡，起来！”她翻了个身，还是向墙里睡了。我撇下她，进了厨房。母亲走之前已经给我们做好了一天的饭菜，我给她盛了有小半碗，“啪”的一声放在了桌上，一回头，她已经起来了，披了条毯子惺忪地坐着。

“吃饭。”

“不吃。”

“不吃拉倒。”我自己盛了一大碗吃了。

“哥哥，”她巴巴地看着我，“我……想喝粥。”

“想吃自己煮去。”我起身噼里啪啦洗了碗筷。

她可能从来没见过我这个样子，苦着脸看了我有好一阵，终于嘤嘤地哭了。

我没理她，反锁了房门，骑上自行车再次飞到江边，“嗵”的一声跳进了水里。

晚上回到家，屋子里没声，桌上那小半碗饭还是没有动，她也还是那个向墙里的睡姿。我才有些慌，过去把她翻了过来。她脸色通红，我很不情愿地把手搭在了这张脸上，她额头烫得我赶紧缩手。我忽然紧张起来。倒不是担心小满，她的生命力总是异乎寻常地顽强；我担心的是如何跟母亲交代。为了补救，我在床边守了她一夜。其间，她多次踢掉了毯子。起先，我还耐心地帮她盖上，但次数一多，我烦了，也乏了，也就不管她了。朦朦胧胧中，她的喘气声越来越大。

等我醒来的时候，母亲一脸倦容坐在床边，一只手抱着小满，另一只手轻抚着我的头，她一定是见到了我的尽忠职守。

“莘，去帮我把银圆找出来。”她放下小满，转身进了厨房，开始烧水。母亲所说的那枚银圆是她的陪嫁，直到现在我也还弄不清它的来头，那上面铸了一个坐着的小人，头上有七道光束，手里拿个手杖，旁边有些疑似麦穗的植物，脚下还有“1907”的字样。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是我们家的恩物，平时我们一有什么头痛脑热，母亲就会煮了鸡蛋，取出蛋黄，把银圆夹在蛋白中，再整个包上白棉布，蘸上滚热的水，搓我们的头、心口、后背和手脚关节。

母亲在小满的额头和太阳穴上才搓了有七八下，打开白棉布一看，整个银圆就都已经黑了，透着蛤蛎光。她在我递过来的草木灰里撮了一指甲盖大小，捏起银圆在温水里洗白了。那块银圆白了又黑，黑了又白，折腾了好一阵，母亲最后还给她喂了有半碗姜糖水。可小满的烧非但没退，脸色反而更难看了，红里透着紫。

终于，母亲站起身，说：“你看好妹妹，我去找你黄叔叔帮忙。”这是三年多以来，老黄在我们生活中被重新提起。

六

小满不会向母亲告我的状了。那天老黄找来了厂医务室的医生，还是搞不定，只得把她送往阗州县医院。一来二去，时间就耽搁了，她的脑子就这么被烧坏的。一句很简单的话，她要费老半天的劲才能说清楚。不仅如此，她还变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从医院回来后，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她就在厨房里被烫伤了两次。一旦她离开我们的视线范围，我们就要心惊肉跳地搜寻。

在小满又一次擅自跑到屋外，掉到水沟里之后，母亲从附近村子讨来了一小捆粗加工后的剑麻，开始搓麻绳。麻绳在母亲手里逐渐成形，结实而又柔软。搓好后，她小心翼翼地把麻绳一头拴在了小满腰间，一头拴在了铁窗上——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家里没有人能一天到晚看着她，我要上学，而母亲则要忙着加工香料，配制卤水。

不过，即便卤水配制出来又怎么样呢。母亲的忙碌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宣泄——真正的老卤在林姨那里，工厂的小市场又被她占了，再怎么努力，都是死棋。似乎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另起一行：再一次地搬家，搬到一个和之前的纸厂、现在的水泥厂相仿的工厂，可以让我们寄生。

就在我陷入绝望的时候，却开始有三三两两的工人和家属大老远跑到我们住的地方来，询问母亲什么时候重新开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令我感到讶异。我怎么都想不到林姨还敢到我们家里来。此时的她和四年前那个刚到我们家来帮忙的女人简直判若两人：圆润的身形已经变得直板而瘦削，白净的皮肤因失去光泽感和透明度变得像纸一样死白，深陷的眼睛和尖下巴让她看上去市井而又尖刻。

她在恳求母亲让她回来。

母亲显然认为她的所为不可原谅：“既然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了。”

听了这话，林姨“扑通”一声跪下，哭开了。

“你这是干什么？”母亲说着，过去拉扯她起来。

她赖着死活不肯起：“……岳岳爸爸已经三年没回家，也没再寄一分钱回来了，有人告诉我，说看见他在外面揽了大宗的木器活，旁边还跟了个女人，他对岳岳死心了啊，姐姐，可是我还没死心，自己孩子天生就该比别人家的差吗，哪个当妈的会认这一点？我做得是不对，可我有什么办法，岳岳要治病，我们要吃饭啊……”

也不知道她哪句话点到了母亲的死穴，母亲竟然不争气地和她一起抹起眼泪，最后还把她给扶起来了。

“明天过来吧。”良久，母亲说。

母亲原来还留了一手。林姨以为老卤是烧卤人家的全部秘密，其实不是，真正的秘密在于调剂老卤的独门绝活。主持者会试卤汁的味道，根据舌尖味蕾上那一丁点细微的差别来辨别和决定该添加哪一味调料，添加多少。家传的老卤就这样靠主持者浮丝般的味觉维系着恰到好处的平衡。家里的这门手艺祖父传给了父亲，父亲又在去世前传给了母亲。

老黄恢复了和我们家的来往，不过，仅仅是来往，他和母亲的进展依然缓慢，这也难怪，中断了四年，又多出了一个小满，白天还有林姨和岳岳，他们需要一点点时间和空间。何况，母亲已经在努力拉近和老黄的距离了。我们家的脆皮鸭掌做得极好，保留了外皮，卤好后放到热花生油里反复翻炸，金黄香脆，连骨头都是酥的，是老酒鬼们的最爱，经常是一出摊就卖光了。老黄时不常也会自己小酌一番。母亲每天便留了两对，叫我给他送过去，得空的话，干脆自己给他送过去。

一天傍晚，和往常一样，母亲把两对脆皮鸭掌留了出来，叫我给老黄送过去。我当时正歪在床上，看老黄送给我的一本小人书，咕哝了半天也没起来。

“行，”她解下围裙，“那我自己送过去。”

偏偏这时候林姨要回家了，她说：“算了，小孩都这样；反正我和岳岳回去也顺路，以后就让我们拿给老黄吧。”

林姨回来帮忙之后，总是想办法讨好我们，我得意地向母亲撇了撇嘴。

母亲正待犹豫，恰好小满在门槛上绊了一跤，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坐在地上哇哇直哭。她便把鸭掌递给了林姨，自己转身过去收拾小满。

我无意中瞥见林姨进了母亲的房间，对着小圆镜整了整衣衫，又把两鬓的头发理了理。近段时间来，林姨的身形和面庞又重新被撑圆了，脸上也因恢复了血色而变得粉白通透，但已全不似四年前的温柔娴静。我们当时的初中语文课本上有过一个词：“妖娆”；我想，这大概才是她当时的情态。

两个月后，老黄一身正装来到我家，手里还提着大包小袋的礼物，给母亲的是两块好衣料，给小满的是一大袋水果糖，而我得到的，竟是在当时的那坡镇上都不一定有卖的变形金刚！

林姨母子没有礼物，岳岳只能在边上巴巴地看着我们。看母亲的神情，显然在责怪老黄的偏颇和不周。她好不容易劝说小满松开了糖果袋，取出一半分给了岳岳。可岳岳还不知足，仍在试探着靠近我的变形金刚，我赶紧藏到身后。还没等母亲开口，林姨便知趣地抱住了他，跟他比划：“那是哥哥的，我们不能动，改天，妈妈再给你买一个。”

老黄迟迟没有开口，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或者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平静下来，他点燃了一支烟，但颤抖的手指和飘忽不定的烟路在视觉上却更加强化了他的紧张。

在老黄的沉默中，母亲也低下了头。看得出她今天精心装扮过，乌黑油亮的头发梳得整齐而又熨帖，她还特地围了那条她最喜欢的樱桃红丝巾。

“这个事情，不知道怎么开口……”老黄说到这，又卡了老半天。

而母亲则把头低得更深了。

倒是旁边的林姨大方地笑开了：“有什么呀，老黄，这种事情，迟早都要说开的，对吧？”

母亲这才觉察出了当中的不对味，她抬起头，脸一下子变得煞青——她看到了他们两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搭在一起的手和一致向她的眼神。

七

樱桃红丝巾被母亲压在了箱底，有一天，被小满翻了出来，也许母亲已经不打算再围，这条围巾便成为了小满的玩物，变得又脏又破。

日渐光鲜滋润的林姨还时常劝说母亲再找，可她介绍过来的男人，不是酗酒，就是好赌。

母亲沉默以对。

“你也知道的，像我们这种年纪，这种条件，”她适时瞟了一眼正在母亲怀里熟睡的小满，“十全的也不可能看上我们的，不是吗？”虽然口口声声“我们”，但刚抱紧了一只铁饭碗，她在母亲面前，口气里还是掩不住的优越。

母亲看了看怀里熟睡的小满，仍然是黯淡的沉默。现在唯一让她有起色的，就是小满。一旦手头没活，母亲就会解开小满腰间的麻绳，轻哼着曲子，把她收拾干净，即便几分钟后，她又把自己弄得一塌糊涂，母亲还是乐此不疲。“我们小满最漂亮了。”她说。

林姨还在继续游说：“家里没个男人怎么行，你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哪能应付得过来？”

母亲开了口：“现在我什么都不求了，只想找个能把小满当成自己孩子看的人，可是还能有谁呢？”

听了这话，林姨也闭了口。

小满就像一个横在大家面前的死结。

礼拜天可能是小满一星期里最开心的一天了。那时候还没有实行五天工作制，学校一周就只放一天的假，她这一天便由我看护，尽管不招我待见，但她毕竟可以坐上自行车和我出去。

初秋的风吹在脸上清爽而干净，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小满一路上不哭也不闹，不时还发出“咯咯”的笑声，也不知道她想起了什么，这幅画面在外人看来，无疑是温馨而宁静的。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目的地，长时间的骑行让我的腿微微有些酸麻，我瘫坐在了沙土上，小满的兴致倒是很高，在那片滩涂上，她不停地打着滚。母亲早上给她穿上了件红底白花的小外套，干净的沙土在她衣服和头发上沾了细细一层。我把几块糖果饼干递到她手里。她“喔”地叫了一声，又开心地打了两个滚。再过一两个小时，对面村子会有人划船到这附近来捞水草；即便他们不过来，这一带的河床很窄，在对面也还是可以看清这边有个孩子的。帆布书包里装着我用所有的积蓄买好的零食，我全都掏空了，满满地堆在了她怀里，在她还没来得及欢呼之前跨上自行车跑了。

我在外面呆到下午才骑车回家，母亲早早就站到了屋前等我们。

“小满呢？”

“在镇上走丢了，我找了很久……找不回来了。”

我的表情一定和当时的情境对应得很好，母亲相信了我的话。在把我痛打了一顿后，母亲翻出小满的照片，叫上林姨和老黄，直奔那坡镇。

怎么可能找得到呢，小满所在的滩涂和那坡镇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距离三个小时的车程。一个星期前我就摸好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