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才能修建一公里的文学高速公路？

阿来、扎西达娃等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在这里成长起来
记者：从1981年《民族文学》创刊至今，您认为这本杂志存在的最大价值是什么？
叶梅：《民族文学》从1981年创刊至今，已经28年了。如果加上筹备的时间，基本与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相吻合。创刊以来，《民族文学》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始终坚持“二为方向”，不断推出精品力作，发现培养少数民族文学新人，成为繁荣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培养壮大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重要园地。28年来，《民族文学》共发表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4000万字；培育了一大批作家，包括现在知名的扎西达娃、阿来，都曾经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作品，并且成长起来。
有一点我们很引以为自豪，我国全部的55个少数民族作家都相应在《民族文学》这个阵地发表过作品，这不仅丰富了我国新时期文学画廊和当代文学，而且彻底告别了千百年来许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书面文学、作家文学的历史，他们的第一代书面文学作家从这里起步登上中国文坛。《民族文学》正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
即将出版的《民族文学》11、12月的合刊本将是一个改革开放30年来的民族文学作品的大集合，它从民族作家的视角来审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民族文学的成长历程。
记者：与其他文学杂志相比，《民族文学》的特色或者说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哪里？
叶梅：作为唯一一本全国性的、以汉族文字出版的少数民族文学杂志，从唯一性上看，其地位是不可取代的。而在文字上，目前我国用民族语言写作的民族依然大量存在，如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为此我们专门设置了翻译作品栏目，加大了容量，并开办过两个翻译作品的培训班、改稿班，鼓励母语创作。
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还有22个人口较少民族，每一个民族的总人口在10万以下。这些民族的创作者在全国范围来说，影响力可能并不大，但对他们这个民族来说，这些人就可以称之为这个民族的“鲁迅”、“巴金”，影响着整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我们对这一部分创作者也十分重视，特意开辟了《22个人口较少民族专刊》，去年和今年成功举办了改稿班。一个赫哲族的创作者名叫孙玉民，他就曾两次来参加改稿班，我印象十分深刻。他们的作品别开生面，散发着异样的气息，是真正原生态、发自内心的写作。

《民族文学》是一个“播种机”、一把“金钥匙”
记者：在近30年来的出版历程中，《民族文学》累积了怎样的影响力？
叶梅：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民族文学》应运而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习仲勋在《民族文学》创刊10周年时，特给本刊寄来贺信称：“民族文学创刊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坛的一件盛事，对我国少数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赞扬本刊是“一个播种机、一把金钥匙”，“不断把社会主义文学的优良品种洒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山山水水；打开各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宝库，继往开来，古为今用，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迸发出独特的光辉。”
而我个人对《民族文学》的影响力的理解，从综的方向来看，可以从一个故事说起。我曾听说，一个世纪以前，在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一个传教士印发了大量宗教小册子宣传自己的教义。由于这些小册子与当地的伊斯兰教信仰相冲突，这些小册子几乎都遭到销毁。但他一直坚持着，有人不理解，他说：“我散发100本，即使有99本被烧掉了，但有一本可能被好奇的人偷偷地收藏起来。如果有一天他的后代发现了，就会认识到，我的祖先曾经与这种文化有过某种深刻的联系。”民族文学的传播也是如此。我们的杂志，其影响可能不在当下，而是在下一代人或者再下一代人。
从横的方向看，《民族文学》对于推动我国对外宣传工作有一定作用。目前，我国对外传播的渠道还是很有限的。我曾经到过罗马尼亚，尽管中国文学这些年有了很大的进步，新作层出不穷，但那里翻译的依然是老舍的《茶馆》。《民族文学》在西方所有图书馆、大学都有收藏，它能够成为传播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载体，看到这本杂志的人，通过里面的文字，可以认识到现在的中国。据我所知，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的意大利人，就是通过我们的杂志对这方面产生了兴趣。

《民族文学》不是迎合主流文化的市场化杂志
记者：在传媒市场化潮流之下，《民族文学》的自己的定位有没有改变？
叶梅：《民族文学》始终是一本以发表民族作家原创性作品为主的杂志，它是传播少数民族文化、培养少数民族作家的一个重要阵地。在它的定位里，从来就不是迎合主流文化的市场化杂志。从当下来看，以科学发展观来重新审视和把握《民族文学》的作用，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民族文学》的阵地作用依然必不可少。
事实上，《民族文学》市场化也许得不偿失。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的文化体制改革中，核心的环节就是要把握好定位。一部分要划归为公益事业，一部分要彻底市场化。
记者：您本人既是《民族文学》的主编，也是一个著名的少数民族作家，您认为目前纯文学杂志的生存环境如何？
叶梅：现在市场化媒体很多，各种诱惑五花八门，而《民族文学》是一个比较清贫的阵地。我们的编辑部不到20人，来自10多个民族，他们坚守在这里，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
我认为，在当下，以《民族文学》为代表的纯文学杂志，都应该受到国家的扶持，所有这些杂志加起来一年所需要的费用最多也就两千万元，而在偏远山区修建一公里的高速公路，动辄花费上千万上亿元，我们何时才能修建一公里的文学的高速公路？